平權延伸:AI 編程、AI 生成與機器使用權
從識字到驅動機器
過去兩百年,識字普及帶動了一整套配套基礎建設:義務教育、公共圖書館、出版業、可讀字體、為視障者開發的點字、為聾人發展的雙語教育、為認知障礙者設計的易讀文本。識字不是天賦,是被社會構築出來的能力,而這個構築過程包不包含身心障礙者,決定了他們是完整公民還是被擱置在邊緣。
人工智慧把另一場轉變期推到眼前:驅動機器正在變成新一代的識字。Vibe coding、自然語言 IDE、AI 生成圖像 / 文字 / 影片,讓越來越多原本沒有「程式設計師」身份的人也能讓機器替自己工作。但跟識字一樣,這場轉變不會自動包容所有人。預設設計選擇、工具預設輸出、學習資源分配、公共算力可及性,每一個環節都可能複製或修補既有的排除。
這頁不處理「AGI 會不會取代人類」這類大議題;那留給更廣泛的社會發酵。這頁關注一個更具體的問題:當人人皆可編程,身心障礙者如何被包含,才是協會要扛的重點。
| 上一代 | 這一代 |
|---|---|
| 識字普及 | 機器使用權普及 |
| 義務教育 + 圖書館 + 公共出版 | 公共算力 + 開源工具 + AI 入口 |
| 字體可讀性 + 點字 + 易讀文本 | UI 可及性 + 螢幕閱讀器 + 認知友善流程 |
| 「不識字 = 二等公民」 | 「不能驅動機器 = 二等公民」 |
AI 編程:入口擴大,門檻轉移
AI 編程工具(Cursor、Claude Code、ChatGPT、GitHub Copilot 等)在 2024-2026 把「能寫程式」的門檻從「精熟 syntax」降到「能用自然語言描述意圖」。對某些族群這是真正的解放,對另一些卻是新的排除:
- 視障開發者:LLM 把「讀懂錯誤訊息 → 改 syntax」的迴圈縮短,降低認知負擔;但多數 AI IDE 預設以 GUI 為主、視覺化 diff,對螢幕閱讀器使用者的相容性仍在追趕(VS Code 經 NVDA / VoiceOver 長期磨合相對成熟,基於 VS Code 的衍生工具與獨立 AI 工具表現參差)
- 手部失能者:語音驅動 AI 助手是真正的新入口
- 聾人 / 言語障礙者:同一波語音入口反過來加劇排除;以聊天介面為主的 AI 編程反而更友善
- 認知障礙者 / 高齡學習者:LLM 降低 syntax 門檻,但自我除錯能力(判斷 AI 是否在幻覺)成為新門檻 — LLM 自信地產出錯誤程式碼,使用者必須有能力辨識,這個能力對認知負擔高的族群並不容易養成
工具的預設決定誰被包含。Cursor / Claude Code / ChatGPT / Copilot 的產品團隊裡有沒有身障 designer / dev 顧問?他們的使用者研究含不含身障使用者?這些是 frontier 第一線的問題。
AI 生成:從消費者到生產者
過去身障社群在數位場域長期是消費者多於生產者。內容生產的門檻(寫作流暢度、視覺設計能力、影像剪輯技術、程式碼輸出)排除了許多有想法但缺技術的人。AI 生成工具改變這個平衡:認知障礙者可以用 AI 輔助寫作、視障者可以用 AI 描述生成圖像、行動不便者可以用 AI 剪片做 podcast。作者位置被放大。
但同一波工具的另一面是:生成 output 的可及性預設普遍很弱。LLM 預設產出的 HTML 是 div soup 而非 semantic markup;AI 圖像生成預設不附 alt text;影片生成不自動產逐字稿;網頁原型預設配色不過 contrast。當數百萬「公民開發者 / 公民創作者」用這些工具產出內容,整體內容池的可及性會在沒有政策干預的情況下系統性下降。
這群「公民開發者 / 公民創作者」是設計實踐者類別在 AI 工具普及後的擴散邊界 — 從專職 UI/UX 設計師延伸到獨立 builder、自由接案者、一人公司、AI 工具賦能的個體創作者。他們目前不在 ESG 揭露對象、SME 合規認證、勞動法集體議價任何一個既有政策框架的中心,但合計產出的數位資產份額正在快速擴大 — 公部門 a11y 政策若仍把目光鎖在大型企業與機構生產者,會錯過下一代內容池的形成現場。
這是主書行動 3「AI 治理納入可及性義務」三軸中預設可及那一軸的真實意義:不是要管制創作,是要在工具層內建責任,讓百萬人的作品不會無意間排除另外百萬人。
機器使用權的不平等
可及性不只是「有沒有 AI 工具可以用」,還包括幾個經常被忽略的層次:
- 算力與裝置:跑得動 AI 工具的硬體不便宜,身障家庭普遍經濟弱勢;台灣 12 歲以上身障者上網率 54.1%,全民 87.6%,落差 33.5 個百分點(數位部 2024 數據)
- 頻寬:視訊類 AI 助手(語音輸入 / 視覺辨識)需要穩定上行頻寬,偏鄉與低收身障者最先 drop
- 學習與支援:AI 工具的學習成本不在工具本身,在「沒人陪同時遇到問題如何解」。獨居身障者、與科技疏遠的高齡身障者,缺的是 community of practice 而不是 tutorial
- 教育:特殊教育課綱有沒有 AI literacy?身障學生在主流學校的 AI 課程能不能跟得上?
- 公共資源:圖書館、社福中心、就業中心會不會配置可及的 AI 工具站?還是只在商業 SaaS 裡面?
這些是基礎建設層級的議題,不是工具的功能設計能解的,屬於數位平權範疇 — 工具設計層的責任另成一軸(對應主書行動 2 ESG 揭露 + 行動 3「預設可及」):企業在產品 default 與揭露機制兩端負並列責任。本頁下一段聚焦政府的正面義務,兩條軸互不替代。
生存必須之後:政府的正面義務
學習 AI 編程與 AI 生成在過去三年從「軟性技能」轉為白領知識工作多數職位的硬性能力,並正向公共服務、教育、求職場域擴散 — 三個已發生的訊號:政府數位服務以 AI 助理作為主要入口;招聘端 AI 履歷篩選普及;教育評量從「禁用 AI」轉為「要求揭露 AI 使用」。當這套能力的取得成為公民維持基本經濟與行政參與的條件,讓某些族群完全無法接觸,就是結構性存亡議題。
對標識字普及是啟發性類比,但三點不對稱要寫清楚 — 識字技術穩定,AI 工具一年一變;識字背後是世紀級國家建構,AI 是十年級的商業擴張;識字載體在物理層中立,AI 載體本身就是配置決策的對象(預設、訓練資料、可及性 default 都是被某些人寫出來的)。前兩點意味著國家承諾的形式不能照搬;第三點意味著責任不能停在設備 / 頻寬補貼。Positive obligation 必須落在 protocol 與 infrastructure 層 — 在標準仍可塑形的這幾年被嵌入,而非等載體凝固後再補可及性貼皮。法理骨架接 ICESCR 第 2 條「採取一切適當措施」與 CRPD 第 9 條可及性義務。
跨過界線之後合理會出現的責任分布(屬應然層級的描繪,多數尚未存在):
- 教育部:特殊教育課綱納入 AI literacy;在地教育場域配置可及的 AI 入口
- 數位發展部:公共算力與公共 AI 工具站;AI 工具可及性 default 納入公部門採購條件
- 勞動部:就業中心提供身障 / 高齡求職者的 AI 工具培訓與支援
- 社家署 / 衛福部:獨居身障與高齡者的 AI 工具陪伴 / 共學機制
- NCC + 數位發展部:頻寬與設備補貼從「上網門檻」延伸到「AI 工具運行門檻」
跨過這條界線之後,「政府是否該介入」不再是論題,「在 protocol 層介入而不重複既有排除」才是真議題。AIA 的雙向角色:對前面探索 access frontier 落在哪個介面上、對後面監督政府介入時不要重複 disability dongle 模式。
frontier 視角:身障是論述主體,不是啟發素材
把身障經驗納入科技設計的論述,在 1990s-2010s 已是 inclusive design / universal design 主流。但這套論述在過去十年遭受 disability community 自己的批判,焦點在於:論述位置的錯置。
Inspiration porn:從「勵志」到「主體」
澳洲身障倡議者 Stella Young 在 TEDxSydney 2014 演講「我不是你的勵志故事(I’m not your inspiration, thank you very much)」直指一個結構性問題:把身障者拍成「克服困難的勵志範例」表面是讚美,實質是把身障經驗工具化為非身障者的情感慰藉。
設計圈的對應批判來自 Liz Jackson 推廣的「disability dongle」概念:那些由非身障設計師「為身障者好」做出的產品,身障社群既沒參與設計、用不到、也沒被諮詢。從 GoFundMe 募資的爬樓梯輪椅、到 AI 自動字幕、到「身障友善」app,類似 dongle 反覆出現。共同模式是:設計者拿到聲量、學界拿到論文、產品最終沒有 community ownership。
對 AI frontier 的意涵:當設計師說「我從盲人朋友身上獲得靈感」做了一個視覺辨識 app,靈感發生過、產品上市過、身障者卻仍然被剝奪能動性。AIA 的論述不該重複這個結構。
Ableism 作為系統結構
Ableism(殘障歧視)指系統性偏好 able-bodied / neurotypical 身體經驗的社會結構。學者 Fiona Kumari Campbell 在《Contours of Ableism》(2009)定義它為一整套信念與實踐,持續產出「正常 / 完整 / 充分人類」的預設,並把偏離預設的身體 / 心智模式視為缺陷。Talila A. Lewis 進一步推廣 racialised ableism 框架,指出 ableism 跟 racism / sexism 並列且交織,不能孤立地只談「身障議題」。
對 AI 的具體蘊含:當 AI 模型用「正常使用者」作為訓練預設,即便沒有惡意,也會系統性排除偏離預設的身體 / 認知模式。臉部辨識認不出戴呼吸器的臉、語音辨識聽不懂腦麻的口語、信用評分懲罰住院記錄、招聘 AI 評分不看好間斷的工作經歷 — 這不是 bug,是 ableism 在資料層的顯現。
Disability Justice 與 APAC 在地脈絡
美國 Disability Justice 運動(Sins Invalid 集體 2005 起)由 Patty Berne、Mia Mingus、Stacey Park Milbern 等推進,提出十項原則,核心是身障經驗跟種族 / 性別 / 階級交織,不能切開來談。這跟早期 disability rights 運動(個人權利、ADA、CRPD)互補但取徑不同 — 後者是法律保障,前者是文化與政治論述。
但 disability justice 是美國脈絡的產物。APAC 身障運動有自己的傳統:韓國全國障礙者撤廢連帶(SADD)抗爭傳統、台灣身權法 §52-2 的 14 年立法戰役、日本自立生活運動(JIL 等)、香港殘疾人士獨立生活倡議。AIA 引用 disability justice 時,要與本地脈絡對話而非直接套用,避免把 Western framework 預設成「先進」、本地脈絡預設成「跟進」。
數位平權:從 access 到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
數位平權(digital equity)的 frontier 不再只是「有沒有上網」,而是「能不能在數位場域有意義地參與、生產、決策」(meaningful participation)。Sasha Costanza-Chock《Design Justice》(2020)提出:設計過程本身應由受影響社群主導 — 不是「為他們設計」(design for),而是「跟他們設計」(design with),最終是「他們設計」(design by)。
對 AIA 在 AI 場域的具體蘊含:在 AI 編程 / 生成這場轉變,身障使用者不只應該「用得到工具」,更應該「在工具的設計過程裡有發言權」。這代表:Cursor / Claude / Copilot 這些工具的產品團隊裡有沒有身障 designer / dev 顧問?他們的使用者研究含不含身障使用者?他們的預設由誰決定?
AIA 的位置與兩個陷阱
回扣到主書 standing 論:身權團體在 ground level 戰鬥的是基本權利兌現(身權法執行、長照預算、職場歧視);AIA 在 frontier 戰鬥的是下一代不被排除。兩條軸互補不替代。
但 AIA 的 frontier 工作必須避開兩個陷阱,否則就是把上述國際批判全部踩一輪:
- Inspiration porn 的 designer 版本 — 把身障使用者當「啟發我們做出更好產品的素材」、然後把功勞歸給 designer。Curb cut effect 論述如果使用不當,容易滑向這裡
- Disability dongle 的政策版本 — 在沒有跟身障社群共構的情況下,推出「為身障者好」的政策建議。即使技術正確,沒有 community ownership 的 framework 仍是 dongle
操作層級的具體要求:
- 任何 AIA 主導的 frontier 倡議,起點是召集身障社群進入論述,不是先寫好 framework 再「諮詢」
- 行動成果應歸功於社群,不是歸功於 AIA
- 評估指標應由社群定義,不是 AIA 定義後請社群「審查」
- 國際引用要與本地脈絡對話,Western framework 不預設為「先進」
老化 × AI:今天的 frontier,明天的多數
超高齡台灣的人口曲線意味著:今天的 frontier 議題,十年內逐步成為多數人口的日常。視覺退化、聽力退化、認知負擔加重、行動不便、學習新工具的疲勞 — 這些不再只是「少數身障者的事」。台灣 65+ 人口比例 2025 已逾 20%,2050 預估超過三分之一,2070 接近一半。
當機器使用權變成新識字,這場轉變不分 frontier 議題還是基本權利議題,全部都會壓在同一個社會基礎建設上。Frontier 工作不是利他善舉,是對未來自己的投資 — 包括今天還沒有身障身份的讀者自己。
邀請對話
這頁是 2030+ frontier 的開放討論。主書 2026-2030 的可行政策行動已寫在 執行摘要 與 未來藍圖;這頁邀請延伸思考 — 包括挑戰、補充、案例、跨領域對話。
回到一開始的命題:當人人皆可編程,身心障礙者如何被包含,才是協會要扛的重點。 這個重點不會由 AIA 自己定義,要在持續對話中被社群與時代共同形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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